林萍地

哈佛大学演讲有感（之四）

在哈佛打嘴仗，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“如何如何负责”，中国公司“如何如何不负责”……我说，当中国古人说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、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时，你们还没建国呢！跨国公司虽然很强，但它们在中国，财富度和慈善度是不成比例的，所做善事的比例还不如我们中国企业大。你们不是有这个做善事的习惯吗？那么为什么你们拿走我们的市场，拿走销售额，拿走利润，却不留下更多的善事？结论：外国的月亮不见得就比中国圆。一位对跨国公司有着深刻了解的政界人士曾私下对我说：跨国公司的账算得特细，他们在公益上只花一点点小钱，却用它撬出更大的蛋糕。

千万不要误解，别以为我要抨击“公益背后有收益”这一现象。

我和公司管理层有过多次讨论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，宜用“行为标准”，而不宜用“动机标准”。不管跨国企业，还是中国公司，只要你做了好事就行，我们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——第一，探讨动机没有意义，因为同样一件事你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，孰是孰非？第二，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，那叫“好人得好报”；如果做了公益的人和不做公益的人统统获得一样的回报，那事实上就等于“好人不得好报”；好人得好报，天公地道；难道非得好人不得好报，你才高兴？第三，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，如果只有公益没有收益，只出不入，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，只能进行单向性乃至一次性的“断头公益”；而只有形成“公益——收益——公益”的良性循环、永续循环，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“千头公益”、“万头公益”。

所以，如果本着“动机论”，那么，“不为收益做公益”固然是一种高尚，但“为了收益做公益”同样也是一种善举；如果本着“效能论”，那么，“公益背后无收益”是一种“有限公益”（竭泽而渔），“公益背后有收益”是一种“循环公益”（渔养并重）。

行文至此，自然有朋友要问了：你是属于“公益——收益”式呢，还是属于“公益——无收益”式呢？

坦率地说，这两种我都做过。救人、济穷、赈灾、助学，这方面的投入我们仅最近三年就花出约两三个亿，把它归入“不为收益做公益”的范畴，大家大概没有意见。但我们扶植奶农的活动，的确是“公益”、“收益”双丰收——我们向农民发放种草补贴，投放养牛保险（1000万元），发放养牛贷款（年保持1亿元以上的规模），提供免费培训，实施胚胎移植与性控技术（母牛生母犊率高达93%以上）……这些既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“公益成分”，也有为企业获得优质奶源的“收益成分”。

（资料：奶贱于水。据报道，250ml利乐砖无菌纯牛奶，1997年的市场价为3.6元/包；1999年的市场价为2.4元/包；2007年的市场价为2.0元/包，有的月份甚至跌到1.6元/包。而2004年至2007年末，北方企业向农民的收奶价由1.7元左右/公斤上涨到3元以上/公斤，约上涨一倍。企业在产品降价、原奶涨价的双重压力下，亏损面逐年扩大，2004年的行业亏损面为1/3，2007年大概有一半乳制品企业陷入亏损境地。而原奶价格虽然攀升，但由于饲料等养牛成本不断上升，几年来奶农的收益也持续下降。这种现象，蒙牛公司在2005年乳业年会上曾将其概括为“三个阵痛”：奶农的阵痛，企业的阵痛，政府的阵痛。2008年，牛奶的市场售价开始回归，奶农的收益也开始回归。）

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，存在“公益背后有收益”与“公益背后无收益”之分，也存在“有限公益”与“循环公益”之别，这种认识我们早几年就是有的。但这次巧了，因为要去哈佛大学，我们搜集资料时才偶然发现，迈克尔波特教授2006年12月份曾提出一个理论，将社会责任模式区分为两类：一是“反应型责任模式”，企业向社会捐献，或消减自身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（如环保）；二是“战略型责任模式”，企业和社会双赢（如企业由于开发出污染小的汽车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）——这也算世界虽大，东西一理，所见略同吧。

在哈佛，提问者最不明白的问题是：“你为什么把股份全部捐了？”“你为什么不给后代留下一点？”这和国内的提问是一样的。

现在，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吧：在中国，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“善”？

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，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：中国人的责任自信！

附上我以前写的文章。

超级英雄=朱学恒（中文开放式式课程计划OOPS创始人）

林萍地

首先看韩寒2007-04-21的博文有这样的一段话：

……另外告诉大家，如果您要献爱心，请将钱亲手或者直接交给需要帮助的人（就像这位给我寄500元的朋友那样，但请不要放在信封里，汇款会比较安全）。不要参加任何机构组织的捐款，包括希望工程。更不要去相信傻逼慈善基金。尤其是后者。希望大家能认识到很多慈善基金的伪善面目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帮助到遥远地方的人，那就错了，除非转交你的钱物的人是靠谱的。你的方圆十公里内肯定有需要你帮助的人。

今天2007-4-23，晴。晚上去听一个讲座，是，OOPS，Opensource Opencourse Prototype System,即中文开放式式课程计划。追求知识共享。创始人朱学恒的演讲。

首先这是我听过最完美最好的演讲。里面能从一些普通有趣的事情中，发现一些真理，并用它们来支持一个更大的真理。这是我理想中的做法。我一直相信知识是相同的。一些真理的表达可以用一些更有趣更生活的身边的东西来解释。他把这些做到了完美。

关于朱学恒大侠的这个工程。高中的时候就在杂志上有看过。文章中有人怀疑朱学恒做这个工程的动机。有人怀疑他是拿着慈善的幌子，来赚钱。像韩寒说的，其他一些慈善机构那样。

李敖的小说《北京法源寺》里有这样的对话：

“法师认为，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，还是悯忠寺好？”
　　和尚对突如其来的问话，没有任何惊异。顺口就答了：
　　“从对人的意义说，是法源寺好；从对鬼的意义说，是悯忠寺好；从对出家人的意义说，两个都好。”
　　青年人会心地一笑，法师也笑着。
　　“我觉得还是悯忠寺好，因为人早晚都要变成鬼。”
　　“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，也是为了觉悟生者。”
　　“但是悯忠寺盖的时候，却是为了超度死者。”
　　“超度死者的目的，除了为了死者以外，也为了生者。唐大宗当年把阵亡的两千人，都埋在一起，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，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。”
　　“对唐太宗说来，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，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。后来，他把弟弟追封为巢刺王，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。最妙的是，他把他跟弟媳妇好生的儿子出继给死去的弟弟，而弟弟的五个儿子，却统统被他杀掉。照法师说来，这也是以慰亡魂，给生者看？”
　　“也不能说不是。”和尚不以为奇。“在中国帝王中，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，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，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，他在父子兄弟之间，惭德大多。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；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。做过以后，他的优点又来收场，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，收场收得意味很深。盖这悯忠寺，就是证明。他肯盖这悯忠寺，在我们出家人看来，是种善因。”
　　“会不会是一种伪善？”
　　“判定善的真伪，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。做出来的是善，我们就与人为善，认为那是善；如果他没做，只是他想去行善。说去行善，就都不算。我认为唐太宗做了，不管是后悔后做了、还是忏悔后做了、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、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他做了。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。只能说他动机复杂、纯度不够而已。”
　　“我所了解的善，跟法师不一样。谈到一个人的善，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，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。存心善，才算善，哪怕是转出恶果，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；相反的，存心恶，便算恶，尽管转出善果，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；进一步说，不但存心恶如此，就便是存心不恶，但并没存心为善，转出善果，也不能说是善行；更进一步说，存心不善不恶，但若有心为善，转出的善果，也是不值得称道的，这就是俗话所说的‘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’。上面所说，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，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，而不是有心为善，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，跟善的本质有冲突，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，善本身就是目的。至于无心为善，更不足道，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，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，当然也高明很多。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，反而转出善果，这个作恶的人，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，这大不公道了！所以，唐太宗所作所为，是一种伪善。”
　　“刚才我说过，判定善的真伪，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，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。这个标准，也许不理想，可是它很客观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，你悬格太高了，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，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，人的心迹，不是那么单纯的，也不是非善即恶的，事实上，它是善恶混合的、善恶共处的，有好的、有坏的、有明的、有暗的、有高的、有低的、有为人的、有为我的。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，在一个人心迹里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，而是混成一团状态，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。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、还是存心不善不恶、还是存心恶、还是有心为善呢？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，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。所以，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，以做出来的做标准，来知人论世、来以实践检验真理。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，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——就是存心不善不恶、有心为善、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，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，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，只要有善行，一律加以肯定。所以我才说，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，是种善因。”
　　“法师真是佛心，喜欢与人为善，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。”

“宽是宽了一点，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。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，是种善因，并不是做善行，这就是分寸。”
　　“照法师这么说来，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，只算是善因，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？”
　　“这要看对谁来说。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，他出九钱盖庙，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，这是善行；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，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，他的善行，比起来像善因，很难算是善行。”
　　“所以唐太宗不算？”
　　“唐太宗身为皇帝，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，他盖悯忠寺，不能算是善行。何况，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，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？不打高丽，就不会死人，就无忠可悯，所以，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，那才算是他的善行。”
　　“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，我发现法师悬的格，简直比我还高。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，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，别人大了，就会打他，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、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，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、二十四岁灭群雄、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，法师未免太苛求了。”
　　“你说的不无道理，我悬格大高了。可是，大人物犯的错，都是大错。唐大宗若不是大人物，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。因为，从历史上看，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，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，但对唐朝，还受唐朝的封、还对唐朝入贡，唐太宗打它没成功，盖悯忠寺回来，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、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。这些行为，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，别人大了，就会打他的威胁性，至少对高丽来说，是担心得太过分。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，主要的原因是他的‘天可汗’思想作祟，要君临天下，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。我承认，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，那反倒不近人情了。”
　　“这么说来，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？”
　　“当然肯定，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，而不以人废善。至于想去行善、说去行善，那只是一念之善，并没有行，那是不算的。善和行善是两回事，善不行，不算是善。”
　　“法师这样注意行、注意做、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，这种思想，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，完全不一样。”
　　“是不一样。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，所谓‘乃若其情，则可以谓善矣’；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，所谓‘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’，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，我是不承认的。善必须要行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。”
　　“法师这种见解，我听了很奇怪，太不唯心了，佛教是讲唯心的。”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。
　　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，想了一下，最后说：
　　“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，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：‘若能除我及我执，一切尽舍，是名真解脱。’我执就是主观的心，善如果没行出来，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，这是唯心的魔道，不是唯心的正道。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。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、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。比如说吃饭，必须吃，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，一定要有吃的行为；善也是这类性质，善要有行为，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。”
　　“法师这一番话，我很佩服。只是最后免不掉有点奇怪，奇怪这些话，不像是一般佛门弟子的口气、不像是出家人的口气。我说这话，是佩服，不是挖苦，请法师别见怪。”
　　和尚笑起来，又合十为礼。然后伸出右手，向庙门外面指一指：
　　“现在北京城都在过年，大年初二，外面正在赶热闹，而你这位年轻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定力，不怕寂寞，一个人，到这冷清清的千年老庙来研究古碑龟趺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”
　　青年人笑了一下。这时候，一阵鞭炮的声音，在附近响起。远处里还传来零落的响声。
　　

所以，至于一个的动机，一个的心迹，是很难准确判定的。我同意法师的看法，一个人有了善行或善因，就该表扬。

至于是否有心为善，只能是你对一个人的信任。我信任朱学恒大侠。

所以我要说，朱学恒是超级英雄。我要歌颂他。

2007-4-23